世界杯，或/和，核危机

　　“或”，或/和，“和”

　　《东方早报》的编辑小姐约我写一篇分析性的评论文章，并向我提议了两个供选择的“选题”：世界杯，或，核危机。

　　我那即时性生出的念头便是：这个约稿本身，不正是已经将某一种总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部署的意识形态操作，给推到了最表层？

　　换言之，我首先要问的便是：为什么是“世界杯，或，核危机”，而不是“世界杯，和，核危机”？是怎样的一种操作，使人们“无意识”地便已认定这两件事情无法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即，“无意识”地便已预设了它们之间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隐秘/紧密关联？

　　在这篇文章中，就让我们恰恰来“风马牛也相及”地谈论一下“世界杯，和，核危机”，让我们一起来刺入从某种程度上已被编辑小姐的这一约稿本身推至表层的这一社会性的、主体间性的“无意识”之中，看看它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操作。

　　而作为这一意识形态批判实践的一个“副产品”，在内容上本文则恰好同时满足了编辑小姐那两个“供选择”的约稿“选题”：不再是“A，或，B”的“选择”，而代之以“A，和，B”的“并置”。

　　太过“容易”的批判

　　可能会出乎不少读者朋友们的意外，对于“世界杯，和，核危机”，我的分析并不是如下这种：

　　在当下，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全情投入地关注追踪着“世界杯”的一场场赛事、各种相关的细节动态、乃至形形色色的花边八卦，又有多少人在关注与思考着这个世界正面临的致命性问题——从伊朗到眼下朝鲜的核危机？

　　对我来说，问题并非是上述这种批判性的追问本身不“正当”，而是，这种追问太过“容易”。就如同在今天每当谈论到“数字化生存”、“网络时代”等等，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声音：这个世界仍有一亿多人正生活在难民营中，有近十亿人尚连电话都没有用过，在这样的真实“世界图景”中，高谈“网络时代”、“数字化生存”不仅是奢侈的，而且是残忍的……

　　这种提供另一幅“世界图景”的批判性话语，在我看来，其问题并不在于它不“正确”或“正当”，而是恰恰在于——它来得太“容易”。我印象中晚近发出上述这一批评声音之人，便恰恰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故此，这类声音至少并非是什么革命性的犀利批判。于此处，我要指出的便正是：在今天，“数字化”与“难民营”并非是对立性的两极，而恰恰一同交织性地构成了当下世界的意识形态图景，我们无法“容易地”去脱开一者来“呼唤关注”另一者；盖茨本人所深深投身其中的今天那“数字化”全球资本主义，本身便恰恰正是盖茨所呼唤人们予以关注的全球难民问题的根本性肇因之一。因此，尽管我个人深深尊重与敬佩盖茨这些年来将自己个人财产大量地投入社会公益，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他本人的另一半商业行动，本身却正是隐秘地（乃至并不如何隐秘地）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性根源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呼唤关注那被掩盖的另一“世界图景”，乃是太过“容易”——这种呼唤本身所掩盖的，恰恰是在这两个“图景”之间进行着紧密部署的网络性的意识形态操作。

　　同样地，呼唤人们将关注从“世界杯”图景转到“核危机”图景，乃太过“容易”了，这种将“世界杯”与“核危机”的简单并置，实际上仍然是陷入到了那一“或”（而非“和”）之关系的意识形态陷阱之中。而问题则恰恰便在于，这看似不相关的两者（两幅“世界图景”），却正是——隐秘地然却紧密地——交织性结合在当下同一个意识形态的网络性操作之中。

　　“世界杯”这样的全球性的体育-媒体-商业操作，从来就不是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政治性地-意识形态地“中性的”（neutral）——我们并不需等到晚近的诸如“黄健翔事件”，才恍然意识到这一点；它本身承载着一系列隐秘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功能，我将之称作为“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

　　“灾难的去灾难化”

　　我曾经在《在这一刻，让我来书写死亡》一文中，分析过当下时代中这一种隐秘的“灾难的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操作：在后“9󈵓”的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恐怖性的灾难并不遥远，且不去说那些癌症、爱滋病等等的“日常绝症”；然而，人们却又都隐秘地深信，那些“并不遥远的灾难”，并不会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那永远是报纸上网络上关于别人的“故事”，是别人在遭受恐怖袭击、是别人在遭遇洪灾海啸、是别的人在感染萨斯禽流感、是别的人在承受肿瘤白血病……而我们，则至多是对他们予以关注、乃至关心（但因为我们也很“忙”，所以……）

　　换言之，今天生活在后“9󈵓”时代的人们，并非完全不“知道”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另一幅的灾难性-恐怖性的“图景”。然而他们却隐秘地深信，这种种灾难（从不断蔓延的爱滋病等“日常绝症”到恐怖性的核危机、自杀性袭击等等），并不会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从全国范围的“超女”、到全球范围的“世界杯”（本次“世界杯”赛事中“意外”脱颖而出的黄健翔，已被媒体评为2006年的四大“超男”之首），则正是提供着那些“去灾难化”的大型的意识形态平台，即彻底“消费”掉人们“过剩注意力”的“娱乐至死”的豪华包间：是啊，我们确实应该对这个现实世界的种种危机与灾难予以关注、关心；哦，对不起，“世界杯”开始了……

　　也正因此，那要求人们将关注从“世界杯”转到“核危机”的批判性话语，实际上乃是“容易”到了彻底无力：今天意识形态批判所面对的境况，并不是“世界杯，或，核危机”——即人们只知“世界杯”而彻底不知“核危机”，是以批判话语的任务便是引入后者并呼吁人们将关注从前者转至后者；而恰恰是“世界杯，和，核危机”——即人们两者都“知道”，然而，却仍是“选择”将自己的注意力尽情“消费”于那幅“世界杯”的图景之中；尽管这一“选择”往往是在“无意识”层面之中、在“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之下，“不知不觉地”进行……

　　这，才是今天意识形态批判的真正对象。

　　对不起，问题就在这里！

　　故此，当下我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所面对的境况便是：人们并非不“知道”（需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来让他们“知道”那灾难性的“真相”、被遮盖的世界的“真实图景”……）；真正的关键性症结乃在于，在那隐秘的“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下，那些关于灾难-危机的恐怖性“信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悄悄地被抹去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之根本性困境：仅仅致力于告诉人们那被媒体所扭曲或掩盖的“真相”，即使暂且不论他们自己往往为“揭示”那被遮盖/扭曲的“真相”而不惜“铤而走险”（即时常采用自身便存在问题的经验资料或数据），实际上，其本身首先便是太过“容易”、乃至于对今天的意识形态操作根本无能为力：不断地向人们“通报”那些政治性的肮脏游戏、全球性的灾难危机等诸种“真相”，又待如何、又能如何？人们却依旧选择“消费”自己的关注、注意力于那幅“世界杯”（“超男”、“超女”……）的“世界图景”之中，全情投入地追踪诸种细节琐碎与球星（歌星、玉女……）的花边八卦……

　　甚至，今天的许许多多人们，事实上“积极地”（而非仅仅“消极地”）不想要去“知道”那些关于政治操作的“真相”、“积极地”在逃避着那些关于灾难-危机的恐怖性“信息”（尽管许多时候这种逃避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展开）：他们并不想要“知道”太多的政治操作，尽管很清楚政客们在玩着各种“肮脏游戏”，但具体怎么在玩，他们并不想要“知道”；只要其自身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去对那些“脏活儿”进行批判性的关注。而对于那些恐怖性的灾难-危机，许许多多的人们更是不想要“知道”，他们想极力摆脱的，恰恰就是生活于那恐怖的、充满不确定风险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于自身的后“9󈵓”时代氛围之中；尽管很清楚灾难并不遥远，但是此刻这个世界具体地处于怎样的一种危机状态，他们并不想去“知道”；他们隐秘地深信（期盼），那些灾难最终总会降临在别人头上……

　　对于这些人们，“世界杯”这类自我宣称为“中性”的大型体育-媒体-商业操作，便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快捷的意识形态通道，即快速“消费”掉自己的（过剩的）注意力、“过滤”掉自己（“无意识”中）不想要“知道”的所有“信息”。

　　因此，今天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能只是简单地停留于“通报”灾难性-危机性的“世界图景”、并呼唤人们关注的转移（“世界杯，或，核危机”）；而必须深入到那社会性的“无意识”之中，将批判的实践聚集于在那两（多）幅“世界图景”之间进行着隐秘/紧密部署的意识形态操作之上（“世界杯，和，核危机”）。

　　“世界杯”和“核危机”从来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恰恰，它们在同一套意识形态部署中隐秘/紧密相联，共同交织形成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秩序：不单“核危机”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致命性问题，那从来并非“中性”的“世界杯”，同样正是当下问题的一个关键部分。

　　——我们是应该多加关注这个世界的种种灾难与危机；哦，对不起，“世界杯”开始了……

　　——哦，对不起，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灾难-危机的一个部分！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三

　　（原载《东方早报》，2006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