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刻，让我来书写死亡——写给张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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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身体的器官

恐怖的“知识”

灾难的去灾难化

未知死，焉知生？

在这一刻，让我来书写死亡

——写给张刚君

作者：吴冠军

没有身体的器官

　　2006年4月18日午夜，墨尔本狂风呼啸。我钻进被窝后，思绪却有如那窗外狂风一般，席扫整个脑海，压得它无法成眠。辗转间，几个小时已逝。骤然发觉胃咕橹得难受，只得起身在厨房架上翻找出一些可以直接啃吃的物事，以填补那个空虚的器官。再倒身床上，天已蒙蒙发亮。迷糊间，却被一阵强烈的呕吐感刺醒，闯进卫生间，耗去全身之力空呕了几十下……九点十三分，再度倒在床上，体内五脏六腑根本不似属于自己，全然无视身体的“统一协调”，仿似它们是从外部刺入体内，专事颠覆那（虚假的）“统一性”：用齐泽克（Slavoj Žižek）那颠倒自德勒兹（Gills Deleuze）的术语来说，它们正是一堆“organs without bodies”，即，没有身体的器官。

　　在这样的时刻，思考“死亡”，也许是最贴近的。当一个人在病榻上感受死亡来临之时刻，也许，正是那样的“organs without bodies”全面接管“身体”的时刻：他/她那原先被体验为统一整体的“我”——那个镜中所表现出的身体协调统一各个部分的“格式塔”（gestalt）影像（即被视作一个整体的“镜中我”），正迅速地分崩离析：每个器官，都开始不服从“整体协调”而“自己”运作，同“身体”的“指挥”对着干……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医学实际上正是以下述方式来阻缓“死亡”：即用各种药物来去除器官的“主权”（内科），或设法摘去那些“不服从”的器官，乃至重新植入（来自别的身体的）“听话”的器官（外科），使整个“身体的统一性”最大程度上得到“重建”。

　　然而，人的必死性，却标示了那“没有身体的器官”在存在论层面上的根本性状况（从对“镜中我”产生反应之前的婴儿状态、到即将逝去的最后时刻）。而“格式塔”式的被体验为整体统一的“身体”，则远非真实的：根据精神分析，这种整体性的“（镜中）我”，根本上是想像性的，乃至符号性的。

恐怖的“知识”

　　4月18日下午，友人申佳陶君在MSN上告诉我：“张刚病了”……“他2000年得了骨癌，当时切除了，稳定下来；未料今年又查出了胰腺癌，还是晚期”……“他是中科大毕业的，以前做程序员的，后来因想做喜欢的事情，就考了文科研究生，在华师大读书，现在是许纪霖老师的博士生”……

　　这几句话，把我整个的思绪，一下子带入到了墨尔本的狂风之中。我与张刚君，并不熟悉，甚至并不算认识（印象中只在饭桌上见过面，且未有过直接的对话）。他与我的符号性关系，便是好朋友的好朋友；或从入门师从角度来说，他是我的师弟（他追随纪霖师较晚，年龄上也小我几月）。我深深知道，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一个29岁的博士生突然发现患上晚期癌症的“故事”，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除非故事的主角是“名人”、“明星”、“超女”……然而，我在这里所要吁求读者们的，并不是去关注他，而是去变成他——将自己置入到他的情境中去，让自己去无可回避地直面死亡、直面那“大限”将临的时刻……

　　今天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人物——对全球化统治与美国政治的一系列批判，实际上隐秘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预设：即不需要去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只要告诉人们那被媒体所掩盖的事实性“真相”，批判的工作就达成了。然而，今天意识形态运作的方式，实要远为复杂与狡诈。在这里，问题的吊诡便恰恰在于，人们并非总是想要“知道”。比如，今天的许许多多人们，并不想要“知道”太多的政治操作，他们服从性地接受规制、交纳税收；尽管他们很清楚政客们在玩着各种“肮脏游戏”，但具体你们怎么玩，他们并不想“知道”；只要他们自身不受到影响，即国家/国际层面上的那些“脏活儿”没有直接涉及到他们，他们——不仅仅只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而是积极地——没有兴趣去关注政治。这就是今天那些左翼“批判”所面临的真正困境：普遍化的政治冷漠，人们并不想“知道”。如果我们再将分析向更深的层次进一步拓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存在论的层面上，人们并不想“知道”自己具体的“大限”日子。换言之，最恐怖的“知识”，不是存在论上的人的必死性，而是被确切地告知——死亡将于何时具体地降临自身……

　　于是，当知识分子们争相批评那以“无知者无畏”为标榜的“王朔”写作的流氓气和痞子气时，实质上，那种“无知者无畏”的痞子原则，却恰恰正是今天许许多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隐秘奉行的根本性原则：即，通过“无知”来使自己远离那惊骇性的恐怖（从而便“无畏”）。而反过来说，王朔将今天的知识分子们称作为“知道分子”，本身便也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非如这位以“无知者”自冠的作者所以为的那样，那么的想“知道”……

灾难的去灾难化

　　我把此处隐秘运作着的意识形态操作，称作为“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在后“9·11”的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灾难——归根结底即死亡——并不遥远，且不去说那些癌症、爱滋病等等的“日常绝症”；然而，人们却又都隐秘地深信，那些“并不遥远的灾难”，并不会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那永远是报纸上网络上关于别人的“故事”，是别人在遭受恐怖袭击、是别人在遭遇洪灾海啸、是别的人在感染萨斯禽流感、是别的人在承受肿瘤白血病……而我们，则至多是对他们予以关注、乃至关心（但因为我们也很“忙”，所以……）。

　　在这种“灾难的去灾难化”之隐秘操作下，今天那越来越多的灾难——关于各种灾难的铺天盖地、接踵而来的报道，反而使得人们进一步地在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存在论层面）上“去灾难化”，即对（别人的）灾难的日常化平常化。“张海迪”时代的那种“英雄化”的“海迪姐姐”现象，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完全不复有再现的可能。

　　在进一步的考察下，今天那所谓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不也恰恰便是这样一种“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一方面，“反恐战争”宣告了一场将会长期延续的战争状态，即一种恒久的非常状态。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恒久的非常状态本身，恰恰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日常的“常态”：除了政府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取得了更强大与绝对的控制力量外（透过红火至今的美剧《24》，这种控制力量之纵深程度便可被洞见一斑），人们还是如平常一样地生活，白天依旧衣冠楚楚地上下班、晚上夜总会照样色彩迷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进行具体的一场场战争之前，这一“反恐战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便已经在隐秘地进行着“反-恐”的操作了：即通过有效地将恐怖性的灾难逐渐转化为一种日常的常态，而最大程度地将恐怖不知不觉地去除干净了，而真正实质性地保留下来的，则惟是那政府对社会的空前强大的控制力量（别忘了小布什政府和以前的里根、老布什一样，恰恰是以主张推行“小政府”而上台的）。

　　正是在对抗这种意识形态操作的意义上，我呼唤本文的读者们并不只是关注张刚，而更是要去变成张刚，即将自身置于他人的灾难之中。申佳陶给了我一个网址，那是张刚发现自己再次患上癌症后在“天涯”论坛发的题为《29岁，博士，胰腺癌晚期，求助》的帖子、以及他对网友的回帖：

……这几天查了这种病的资料，确定了目标是：在保证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延缓生命。具体说来，在三项条件（“巨痛难忍、无力做事、无药可医”）达到之前，要努力配合医生做各种治疗；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我想放弃治疗，自己进行安乐死。怎么安乐死，倒是需要认真听取各位建议。谢谢了。……不要难过啊，上天对我已经很厚爱了，我的生命质量可以说是相当高，呵呵。……谢谢各位.我查阅过文献，最初的肿瘤90%以上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这不是人力之所及。顺应自然吧。……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尤其是2000年第一次生病以后，我还有缘来到师大读书，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觉得很幸运。……楼上朋友的意见，我也考虑了很久。现在的博弈是：A、不开刀，转而其他治疗，大概在1年之内死掉；B1、开刀，无法切除，元气大伤、耽误了其他治疗的时间，大概在未来3、4个月以后死掉。B2、开刀，可以切除，能够存活1～2年，代价是生活质量的部分下降。而根据目前的信息，出现B2的概率大概是60％。尤其是我的状况越来越差，概率会变小。所以这个时候我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很难说哪种选择是正确的。到了这种时候，也许才是性格决定命运吧。我肯定会根据性格做出自己的选择。……

　　以“关注”的眼光来读它的话，我想，很多朋友会对张刚的遭遇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然而，惟有以“变成”的眼光来读这段文字，张刚对待“死亡”的崇高态度，才能真正地被感受到（感-同-身-受-到）：借用德勒兹形容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我想将张刚的这一态度，称作为“在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他完全知道，灾难（死亡）即将降临自身；但他却是积极的、平和的。在他的文字中所透出的那份积极，恰恰来自于：他直面了那最根本性的绝望，即一个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

未知死，焉知生？

　　记得齐泽克曾叙述过美军在越战中的一个小故事：四名美军士兵被指派一个高度危险的任务，他们有两种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可以选择，执行第一种方案，每个人的死亡可能性是50%；而在第二种方案中，某一人选择死亡，但能够以此换得其余三人的生命安全（即死亡率为25%）。结果是，这队士兵最终选择了第一套方案，那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那确知自己将100%死亡的“未来”。于是，他们情愿选择那多死一人的方案，但至少每人都还抱有“希望”，即“博”自己在那50%存活的行列里……

　　在上述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灾难的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操作：那队士兵之所以选择那显然的“糟糕方案”（死亡率增加一倍），正是因为他们心底均隐秘地坚信，那最后死的两个人，将不会是自己……而眼下正在热播的美剧《24》第五季中，有这样一个表面上与之相反的“英雄情境”：反恐单位（CTU）的整个大楼被潜入者施放生物毒气，包括主角在内的十几名CTU人员及时躲入了三间密封室中，然而若不去改变计算机的设置，他们也将在十几分种后死亡；而只有一间密封室，离机房的距离是在憋住一口气能够到达的地方。在电话的商谈中，那间位置最近的密封室中的两个人，最终在其余人的要求下决定自我牺牲。《24》中这“英雄性的”一幕，其实同前面越战中的那一幕并无实质性不同：那两人选择自我牺牲，恰恰是因为：即使不那样选择，自己仍是100%会死亡，而选择牺牲，则至少可以使自己成为拯救那剩下的幸存者们的“英雄”（其中一个牺牲者在电话商谈中还曾质问其余人：“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你们编好的呢”）。

　　而张刚却以一种“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彻底穿越了在上述两种情境中隐秘地支配着行动者们的意识形态操作，孑然英雄性地直面那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平和地谈论着死亡、谈论着“活到现在”的奇迹、谈论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先贤孔子尝言，“未知生，焉知死？”然而，这句话本身最大的局限，便在于那“在场的中心主义”，即专注于那在场的“生”。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将这句上古谚语颠倒过来——“未知死，焉知生？”正是那缺席的“死”，结构性地从外围构成了那在场的“生”。更进一步，从拉康（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ISR”三重结构（即想像、符号、真实）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生”实质上总是符号性的和想像性的，而惟有“死”，才标示着前语言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但不应忌讳言“死”，而恰恰应是相反：努力地、英雄性地去直面那根本意义上不可能被“言说”的死亡。不知死日，侈言生耳！

　　于是，一个穿透今天意识形态操作的激进行动便是：追随张刚，从“死日”的立足点上来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次次地庆祝那无法由自己选择的“生日”，一年一年惶恐地往“上”计算。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医生来告诉我们他/她所预期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死日”？为什么要在死后由别人来为我们写上一个“卒于X年X月X日”的记号？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生活中去采取这样一个激进的行动：即选择一串自己喜欢的数字（如“2058年9月20日”），来为自己设立一个“死日”（或者说“大限”之日），然后每一年倒数性地往“下”迎接这个“死日”？因言说（真实的）死亡之不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符号性地来设立——或被设立——“死日”；而一个激进的追问便是：为什么我们竟从来是如此顺从地接受自己“死日”的“被设立”？

　　这一真正越出今天意识形态坐标的“疯狂”行动（即设立“死日”），使我们将那“灾难的去灾难化”意识形态操作彻底颠倒了过来：不是对那种种“并不遥远的灾难”去作“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掩盖与自我欺骗，而是去恒久性地直面那根本性的灾难（死亡），时时刻刻在心头对它作着创痛性的咀嚼。“16岁的花季”此时即意味着，（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自己还剩有16年生命；而现在唯一的问题便在于，你该怎样来把握这一“花季”，怎样来感怀那“活到现在”的奇迹，怎样来创造那一生中“更好的时光”？

　　只有遭遇死亡，生命才刚刚开始。谨以此句，与张刚君互勉！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作者系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